“33年间我们团队田野调查300余次，仅仅在上海就有182间慰安所。从黑龙江到海南，到海外的平壤首尔，直至荷兰，我们陆续搜集到大量不同文字记载的档案史料。在中国内地寻访到358位受害者。史料抢救与研究，刻不容缓。”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感慨道。12月27日，他和上海师范大学陈丽菲教授撰作的216万字《日军“慰安妇”全史》在沪首发并举办新书座谈会。
这是迄今为止“慰安妇”问题研究领域最全面系统权威论述的多卷本专著，以丰富实证资料，对曾经被深深掩藏的二战日军暴行进行了全景式研究。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学界表示，《日军“慰安妇”全史》的出版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警世长鸣，是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重磅成果。
档案清晰揭示史实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侵华战争‘慰安妇’资料整理与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专项重大项目“日军‘慰安妇’研究”最终成果，《日军“慰安妇”全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四卷分别为《“慰安妇”制度的背景》《慰安所的建立与扩散》《慰安所的管理与“慰安妇”实态》《受害者的觉醒与国际社会的回应》。
日军“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政府强迫本国尤其是各殖民地、占领地妇女作为战争工具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是军国主义的日本侵犯妇女人权的严重战争犯罪。《日军“慰安妇”全史》基于中国、韩国、日本、荷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缅甸、东帝汶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汉语、日语、英语、韩语、荷兰语等多语种翔实史料，结合作者团队30余年300多次田野调查成果，考证“慰安妇”制度的源流。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日军在中国建立的慰安所至少有2100个，仅在上海就查证182个。大量资料和实地调查证实，日军在亚洲各地均设立形态各异慰安所。1932年日本在上海设立第一批慰安所，关东军在东北设置慰安所，这种制度在演变中逐渐成型。仅日军第59师团一个参谋，就参与建立127家慰安所。
书中引用大量原始档案和战犯笔供，如日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笔供：“在安徽巢县设置慰安所，并诱拐了20名‘中国妇女及朝鲜妇女做慰安妇’。”吉林省档案馆所藏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和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等档案，涉及“慰安所”设施状况、兵员数及“慰安妇”配置比例统计等。这些档案清晰揭示了日军当年强征“慰安妇”、开设“慰安所”的历史事实。
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熊月之表示，这套著作对“慰安妇”的研究可谓“从无到有”，具有开拓性——“在国内是从无到有，在上海也是从无到有。可能以后也有人研究，但说不定就后继乏人了，研究迫在眉睫。”
驳斥历史修正主义者谎言
二战时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主要实施地，《日军“慰安妇”全史》无论在对“慰安妇”“慰安所”等核心概念的再推究，还是在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案例的广泛收集研究整理上，都有新的观点与建树，尤其以“制度史”角度提炼过往背景与实施过程，建构复原从上到下各级层面运作结构，是“慰安妇”领域在国际学界第一次全面梳理这个制度的成果。
为了客观还原历史真相，作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丽菲教授多次带领学生找寻知情人、发现历史遗迹、挖掘史学文献，遵循“信者传信、疑者传疑”宗旨，让沉默者发声，给历史以公义。专著所采集的丰厚史料，以及对多方史料的穿插对比应用来构建消失的历史的研究方法，站在了现代历史研究方法变革实践前沿。二战后期，日本政府销毁战争证据，现在日本政府以及社会右翼坚称资料证据不足，狡辩“慰安妇”制度只是公娼制度，不是战争犯罪的基本立场，因此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就成为极其重要的重建共识的基础。
《日军“慰安妇”全史》多基于已公开或新挖掘的日方一手材料，主要有日方官兵档案、日记、书信、战场记录、照片、资料汇编等实证史料。这些史料形成时间多数为战争期间，整理出版工作成于战后，可信度和丰富度很高；极其重视口述历史提供的史料支撑。
团队坚持在亲历者、关系者、物理遗存这三者的证据链取得第一手资料并与文献稽核，理性使用证言，尽量让证言能够互证，以取得诠释历史细节的最大合理性，为驳斥历史修正主义者在“慰安妇”问题上的谎言提供充分铁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站出来揭露日军暴行，寻求正义，通过法律途径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道歉和赔偿。而日本政府长期回避“慰安妇”问题，试图掩盖历史真相。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吴寄南谈到，本书通过大量案例和证词，揭示了“慰安妇”遭受的非人待遇，深刻揭露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反人道本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业内表示，以“慰安妇”问题为代表的战争遗留问题，仍然是亚洲国家的重大负面遗产，需要几代人努力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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