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诗人富尔维奥·泰斯蒂于1641年写道：“这是一个士兵的世纪。”但欧洲历史上的哪个世纪不是“士兵的世纪”呢？
在1815年之前，几乎没有哪个10年未曾爆发过一场战役。所以从公元700年到1000年，现存的西方编年史几乎没有提到哪一年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冲突的，而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比例大约为五比一。在18世纪也是如此，欧洲大陆只享受了16年的全面和平。不过尽管欧洲历史显然向来兵连祸结，但近代早期的战争状态却非同寻常。16世纪全面和平的时间不超过10年；而在17世纪只有4年。近来一项对欧洲战争发生率的研究表明， “按照战争时期的比例（95%），战争爆发的频率（将近每3年一场）以及年均战争持续时间、范围和规模来看”，1500年到1700年这段时间“是最为好战的时期”。在16世纪，西班牙和法国基本上连年交战；而在17世纪，奥斯曼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瑞典每3年中就有2年处于战争状态，西班牙是每4年中有3年，波兰和俄罗斯则是每5年中有4年。
对于这种动辄诉诸武装冲突的不寻常现象，人们近来的解释基本上都集中在近代早期欧洲发生的一场“军事革命”上。
展开剩余81%1955年1月，迈克尔·罗伯茨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发表的题为“1560年到1660年的军事革命”的就职讲座首次提出并讨论了这一概念。他指出了这一时期4个重大的战争艺术变革。
首先是“战术革命”：随着封建骑士在大批的弓箭手或火枪手的火力面前铩羽而归，弓箭和火枪取代了长矛和长枪。
与这一发展相生相伴的是欧洲各地军队规模的剧烈膨胀（从1500年到1700年，不少国家的武装力量增长了10倍），
以及人们为了将这些大军投入战斗而采用的更为大胆复杂的战略。
最后，罗伯茨的“军事革命说”着重强调战争对社会的影响：战争的开支和破坏以及管理庞大军队的行政压力都空前增加，对民众和统治者来说，发动战争成了比以往更为严峻的负担和问题。
当然，近代早期的战争还有许多新生事物——例如出现了专业化的军事教育和军事学院出现、颁布了积极的“战争法律”以及有关战争艺术的作品大量涌现；但罗伯茨认为战术、军队规模、战略和战争对社会的影响是关键的发展。
不过从1976年开始，这一学说就遭到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罗伯茨对于海军发展的关注不够；有人说他严重低估了近代早期攻城战的意义；有人认为他夸大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瑞典陆军改革的影响；有人说他忽视了法国、荷兰和哈布斯堡王朝陆军独立进行的平行变革。这些批评关注的都是近代早期军事变革的内在原因；还有些人为罗伯茨对军事革命更为广泛的影响的分析进行了修正。后来一些学者提出，建造更多堡垒和军舰、组建并装备更多军队的需求，给管理和后勤带来了严峻的难题，这在事实上引发了一场政府组织上的革命，在18世纪催生了现代国家。
平心而论，近代早期欧洲的变革并没有开创一套能大体延续数世纪的军事制度；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些变革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战争方式，也决定性地加速了欧洲海外扩张的步伐。
秦国军事组织上的优势使他们能统一中国；西方的军事优势最终使他们能主宰全世界。从大的尺度上看，所谓“西方世界的兴起”靠的是运用武力，靠的是欧洲人及其海外敌人之间的军事天平逐渐倾向欧洲人一方；本书的观点就是，西方人在1500年到1750年之间成功地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其关键正是那些战争能力上的进步，即所谓的“军事革命”。以上就是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究的主要理由。
因此，本书不是也不打算成为一部有关近代早期战争艺术的通史。如果读者想从中了解战争对社会的影响、相应社会的战争“开支”、讨论限制战争的著作或国家与其军事制度之间的互利关系，那可能就要失望了。但其他论著对这些问题都另有高见。而笔者关注的是，欧洲军事史上的种种因素如何阐释另一个不同的问题：原本面积狭小、缺乏多数自然资源的西方世界，究竟是如何才能通过陆海军优势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
由于火器的迅速传播改变了进攻和防御的作战方式，
本书开头将对16、17世纪欧洲人各种各样的战争方式进行考察，既包括那些处于军事革命核心的地区，也包括那些似乎不太受其影响的地区（第一章）。
而第二章关注的则是那些较为“先进”的地区，主要是欧洲西部，为的是探究防御工事的发展和军队规模的扩大所造成的后勤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然而，西方列强的军备竞赛不仅发生在陆地，也发生在海洋；欧洲的“军事革命”给了欧洲国家将彼此的冲突扩大到海外的机会。一开始，这种扩大化的冲突仍然局限于海上交锋，欧洲的小型舰队在北大西洋、地中海、加勒比海乃至印度洋上兵戎相见（第三章）。
但过不了多久，海外的欧洲人就开始寻求与当地人结盟，从此将欧洲的矛盾带到了其他大陆。他们带去了新的作战方式，而且随着这些作战方式不断发展，他们逐渐超越了所有的对手：16世纪的美洲人、17世纪的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18世纪的许多印度人和非洲人。最后，只有朝鲜、中国和日本还没有被西方世界征服，直到欧美的工业革命锻造了一些新的帝国利器——例如铁甲蒸汽船和高射速的枪支——就连相对强大的东亚国家一开始也无法招架（第四章）。
本书最后简要地考察近代国家的陆海军演变为工业时代陆海军的过程，后者能够将西方的影响力和行为方式强加于几乎整个世界，并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当然，其他学者已经巧妙地讲述了这样的长篇故事，最著名的是丹尼尔·R. 黑德里克的《帝国的工具：19世纪的技术与欧洲帝国主义》（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黑德里克解释了西方国家如何将其全球帝国占全球陆地面积的比重从1800年的35%扩张到1914年的84%。他的著作引人入胜，无须赘述。因此笔者的目的有所不同：本书试图解释西方世界主要是如何从1500年到1800年攫取地球的那3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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